黄埔军官学校的创建，得到了苏联的帮助与中共的支持，它是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作战经验来训练干部的新型学校，因而成了国内有志革命青年倾慕和向往的地方。

我省一批进步青年，有的当时已经是大学生，他们为了学习革命理论，探索革命道路，纷纷报考这所学校。

第一期，1924年4月招生。这期共招4个大队493人，其中江西籍学生44人。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在江苏办的讲武堂146名学生也随之并入军校，这些学生中的江西籍学员不包括在44人之内。

本期实际招生达639人。

这期毕业的学生，大部分留在本校教导团担任基层干部和校本部政治部政治、军训工作。萍乡的吴高林，毕业后直接安排担任第三期学生队副区队长。

当时的黄埔学生为革命精神所鼓舞，不管分配干什么，不计职位高低，不论薪水多少，大家都积极工作，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了很好的革命骨干作用。

第二期，1924年8月招生，共招450人，其中江西籍学生52人。1925年2月，学生随校军赴粤东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，接着滇军军阀杨希闵和桂军军阀刘震寰发动叛乱，占领广州，学生又奉命参加平定杨、刘广州之乱，这期学生实际上课学习的时间只有两三个月。

本期毕业的党员，不少参加了北伐战争。萍乡的张源健，北伐战争中加入中共，后成了赣北工农游击队的创建人；万安的肖素民入党后参加万安暴动，担任军事指挥参谋部成员之一；

余干的罗英毕业后，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赴苏联留学，后担任红十军军委委员，独立团政委和红军学校校长等职。

第三期，1924年12月招生，共招1224名，其中江西籍学生100名。从这期起，学生入伍期改为半年，入伍期满才能转为军官学生。

这期学生毕业后，江西有一批学员分配在步兵科、骑兵科、宣传科以及入伍生部等单位担任基层干部，还有数十人没有分配工作，不知去向。

第四期，1925年10月招生，共招2314名，其中江西籍学生152名。

这时，学校经过改制，学生的思想显得更加活跃。可是，自从“中山舰事件”后，蒋介石下令学校成立黄埔同学会，拉帮结派，目的是要监视和控制学员的革命言行，削弱共产党和国民党“左”派在学校的影响，因而引起许多进步同学的强烈不满。

一些学生走出校园，在广州市召开同学会，公推步科五连吉安籍学员毛学离为十七人请愿团团长，要求学校当局撤消黄埔同学会组织，清除反动分子，得到学校政治部副主任熊雄，政治部秘书聂荣臻等人的支持。

他们要求党员要“团结左派，争取中间力量，反对极端的反动势力，积极宣传的三大政策和行动”，旗帜鲜明地与学校当局作斗争。

当毛学离等人将开展反黄埔同学会行动时，被校长亲自下令开除了这17位同学的党籍和学籍。

在这期党员中，江西籍学生有22人选入政治科，中共党员、和“ 左”派占大多数。赣县的钟友千，中共党员，毕业后回江西从事农民运动，担任安福县工农运动特别指导员，赣县临时县委委员，赣州市总工会副委员长等职，不幸于广州起义战斗中牺牲；

吉安的肖韶，1925年毕业于上海大学，经党组织选派到黄埔学习军事，毕业后由政治大队第一队上尉队长陈奇涵带领回江西开展工作。

肖韶在赣南领导了于都暴动，创建了赣州市党组织，先后担任赣南特委委员、书记、赣东北省委宣传部长等职，后因“左”倾路线被错杀。

前4期招生，共录取江西籍学员346名，遍及67个县、市，人数最多的是萍乡县43人，依次为兴国县30人，修水县22人，南昌县20人，九江县15人，万安县11人。

黄埔军校学生以广东省最多，湖南次之，江西列全国5位之前。

江西人在黄埔军校担任教职员的也不少，有的还是学校的主要领导。熊雄，宜丰人，1925年从苏联东方大学回国后，历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、政治部副主任、主任，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秘书长；

刘峙，吉安人，他不仅是军事教官，还担任校本部参谋和教导第一团营长、团长；饶来杰，南昌人，“中山舰事件”后，以两广区委特派员身份入黄埔军校担任中共的组织工作。

还有萍乡的张国焘，进贤的李世璋等人均先后担任过政治、军事教官。至于派往该校或毕业后留校担任中、下级军官、教务管理人员的则有数十人之多。

黄埔军校成立之初，由中共学生党员李之龙、周逸群等人，组织成立了一个“青年军人联合会”，旨在改造旧军人的思想品行，提高革命军人的素质。

不料校长蒋介石、副校长戴季陶却对此严重不满，后在他们的支持下，由国民党右派贺衷寒、缪斌为首，组织成立了一个以反对中共、反对国共合作、反对三大政策为宗旨的“孙文主义学会”，与“青年军人联合会”对立起来，明争暗斗经常发生摩擦。

正当两个组织矛盾日益公开激化之际，江西的国民党右派段锡朋、萧淑宇与西山会议派童理璋、喻育之联手，迫不及待地在上海发起组织“孙文主义学会”，与黄埔“孙文主义学会”遥相呼应，互相勾结支持，其目的就是要将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势力排挤出去。

起初，江西籍参加“孙文主义学会”的学员很少，由于“老乡”段锡朋的推波助澜，甚至暗中插手学生活动，确实起到了很坏的作用，使一些学员报名参加“孙文主义学会”，有的甚至退出“青年军人联合会”而倒向那边。

南昌的谢正帮、史宏熹，靖安的胡靖安，抚州的周复等学员，参加“孙文主义学会”后，在学校反共清党活动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。

宜黄的丁国屏，永新的王道，毕业后回到江西，投入段锡朋怀抱，以省党部特派员名义，在抚州、丰城等地，发动右派势力，捣毁两县党部、总工会及农民协会，镇压工农运动，造成流血事件，充当了“ 四•一二”反革命政变的急先锋。

黄埔军校自1924年创办至1930年共开办了七期，从第五期招生后，就开始在潮州设立分校，到第七期时，分校、分部已遍及南京、长沙、武昌等多处。

随着第二次东征的胜利，军校内两条道路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。特别是“四•一二”反革命政变之后，孙中山制定的办学宗旨和办学目的被篡改，国共合作的局面遭到彻底的破坏，中共党员、共青团员以及进步学生遭到打击和监禁，受到政治迫害，政治部主任熊雄，也以煽动暴动，妄图推翻广东国民政府的罪名被李济深下令逮捕，不久被秘密杀害于广州。